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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

时间:2016-01-06 10:55:53  来源:  作者:馬東平 金蓉

 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 

馬東平[①]  金蓉[②]

(飞翔彩票西北曆史與絲綢之路研究所)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爲一條東起中國古都長安,西達地中海東海岸安都奧克,全長7100余公裏的線路,取了一個極富詩意的名字----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在甘肅段全長1600多公裏,占其全程總長度的15,由于絲綢之路的創造,甘肅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橋梁。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與文化融合的傑出範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沿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貫通甘肅全境的文化線路而搏動,因爲絲綢之路甘肅文化也具備了相當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和世界性。

一、時空中的甘肅絲綢之路

(一)絲綢之路的開端

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爲反擊匈奴,派張骞出使大月氏、大宛諸國,此次“鑿空之旅”開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強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聯系,也爲“絲綢之路”的開辟奠定了基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汉匈河西之战使得使汉王朝正式拥有了通往西方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汉廷随后在此设立酒泉、 武威、 張掖、 敦煌四郡,丝绸之路得以全面贯通。汉宣帝时, 又在烏壘城設西域都護府, 統轄西域諸國, 進一步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西漢時的絲綢之路走向大致爲東起長安, 向西穿越河西走廊, 經由敦煌境內的陽關或玉門關後西行至樓蘭, 此後便分爲兩條支線:一條經鄯善, 沿昆侖山北麓至莎車, 西越葱岭 到大月氏、 安息等国, 稱爲南路;另一條則沿天山南麓西行, 越葱岭至大宛、 康居等国, 稱爲北路。到東漢明帝時, 漢軍攻取伊吾, 漢廷又開辟了一條經此西行的新北道,三條主線基本齊備, 絲路走向基本奠定。

(二)絲綢之路的興盛

東漢遷都洛陽,政治中心東移,絲綢之路也就向東延伸至洛陽。由于政治軍事因素的幹擾,絲綢之路交通先後三次阻斷,後經班超、窦固等人的軍事、外交努力,絲綢之路得以恢複暢通,史稱“三絕三通”。魏晉南北朝時期, 中原戰亂頻繁,但沿絲綢之路的東西政治、經濟往來卻未曾中斷。隋朝將交通西域, 發展絲路貿易定爲國策。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委派黃門侍郎裴矩赴張掖招徕西域商人, 主持與西域諸國交市,繼而又親巡張掖,谒見西域二十七國使臣,舉行“萬國博覽會”,使中西交往繁盛一時。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 對西部疆域的經營超出漢代,先後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對天山南北廣大區域實行了有效統治,也爲原有絲路的暢通和新開通從敦煌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台、越伊犁河至碎葉而進入中亞的北新道提供可靠保證。公元7世紀中葉,絲綢之路進入全盛期。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商賈雲集, 呈現出了國際大都會的繁榮景象,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融合和發展。

五代宋元時期,由于經濟重心南移、水陸交通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及西北地區民族政權分裂割據等原因,絲綢之路日趨衰落。元代曾一度對中亞、西亞等廣大地區實行直接統治,東西驿道暢通使得絲綢之路再度興盛,但也只能作爲曆史古道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明朝實行閉關政策,以嘉峪關爲界劃關而治,中西交往主要依賴海路, 陸上交通幹線也改道哈密,原來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再無繁華可言。清代,西北內陸准噶爾部落的崛起和航海技術突飛猛進的提高,遂使得千年絲綢古道更加走向沈寂。

(三)甘肅段絲綢之路的分布

絲綢之路在甘肅境內大體可以分北線、南線和中線:

1)北線:由長安(東漢時由洛陽)、沿渭河至虢縣(今寶雞),過汧縣(今隴縣),越六盤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厲河,在靖遠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

2)南線:由長安(東漢時由洛陽)沿渭河過隴關、上邽(今天水)、狄道(今臨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黃河,穿西甯,越大鬥拔谷(今扁都口)至張掖

3)中線:與南線在上邽分道,過隴山,至金城郡(今蘭州),渡黃河,溯莊浪河,翻烏鞘嶺至姑臧。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張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01.jpg

1 古丝绸之路路线圖

二、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甘肅地處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交會地帶,自古以來就有拱衛中原、護翼甯青、保疆援藏的戰略地位和獨特的文化通道區位優勢,爲中原連系西北乃至中西亞的咽喉和紐帶,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例如,佛教從絲綢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走向中原,在東漸的過程中留下了星羅棋布的石窟藝術,而敦煌莫高窟把這種東西方文明交流和文化的交融推到了極致。文明、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的交流、民族的交流,甘肅絲綢之路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也是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過程和結果。我們簡單地梳理一下甘肅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及其交流:

(一)敦煌文化

 地處絲綢之路的節點,連通東西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敦煌。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當今世界曆史悠久、自成體系、影響深淵的文明只有四個,就是古希臘、伊朗、印度與中國,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大文明彙流的地方只有一處,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誠如其言,敦煌爲東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彙流之地。

 敦煌以莫高窟而聞名世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裏處鳴沙山的崖壁上。世界文化遺産委員會對作爲世界文化遺産的敦煌莫高窟的評價爲:“莫高窟地處絲綢之路的一個戰略要點。它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同時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彙處。莫高窟的492個小石窟和洞穴廟宇,以其雕像和壁畫聞名于世,展示了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高窟最初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結束,其間經過連續近千年的不斷開鑿,使莫高窟成爲集各時期建築、石刻、壁畫、彩塑藝術爲一體,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內容最豐富,曆史最悠久的佛教藝術寶庫。

  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在這個文化重大發現中不得不提道士王圓箓。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箓爲了將已被遺棄許久的部分洞窟改建爲道觀,而進行大規模的清掃。當他在爲第16窟(現編號)清除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後,出現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爲第17窟),內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曆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藏經洞出土文書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曆本、契據、信劄、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曆史,絲綢之路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並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爲主的學科——敦煌

 

(二)佛教東傳

 佛教發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古印度, 在佛教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被称为“东胜神州”,这里富庶而欲海茫茫,是印度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有三条,其一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等地;其二,经过尼泊尔等国传入西藏,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释迦方志》,详细记录了这条路,这条路正是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其三,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这是佛教東傳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一条道路。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是从西域到中原的‘咽喉’与‘门户’之地。汉代以来,从印度东来的传教者,从中原往印度的取经人,在万里丝绸古道上络绎不绝。佛教从西域传入新疆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翻越天山后進入甘肅第一站就是敦煌,接着沿着河西走廊往东经过酒泉、張掖、武威抵达黄河岸边,或者穿越烏鞘嶺,从兰州境内过黄河,传往临洮、临夏。或者从景泰过黄河,经过固原、平凉、泾川等地传往关中。

甘肃是佛教東傳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国本土化的地方。北凉时期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它是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它出土在酒泉城南面,是用一整块的青黑色玄武岩雕凿而成,值得关注的是,宝顶弧面上刻有北斗七星,以应天象,基柱阴刻着7尊菩薩像和一尊藥師佛,在這些佛像的右上方,又依次分刻著八卦符號。北鬥七星和八卦符號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出現在佛教的塔上,反映了佛教在東傳過程中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趨勢。 

(三)石窟文化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築。佛教提倡遁世隱修,寂靜幽深的崇山峻嶺是個理想的地方。中國的石窟是從印度傳入的,然而卻在中國得到很快發展如今中國現存的石窟群遠遠超過印度,僅敦煌一處就已發現600多個,絲綢之路沿線是石窟分別最廣的地區。

絲綢之路上獨特的地理氣候特點,爲石窟的開鑿和保存提供了有利條件。大多石窟中都有洞窟、塑像、壁畫等。造像和壁畫內容多爲佛經故事,如釋迦牟尼一生和前生行善犧牲的故事。還有佛、菩薩、天王、力士、飛人、花鳥、動物等。壁畫雖經千百年的風沙侵蝕,仍然色彩鮮豔,線條清晰,使人不得不贊歎古代藝術匠師們的精湛藝術和創造精神。

絲綢之路上的石窟寺彌山跨谷,星羅棋布,不僅數量衆多,而且規模宏大。中國有四大石窟,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就占其一半。從創建時代看,早在東漢末年,絲綢之路就有石窟開鑿。此後經曆十六國北朝如火如荼地開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連綿續建。絲綢之路沿線開窟造像之早,經曆朝代之多,綿延時間之長,分布地域之廣,世所罕見。

石窟寺是絲綢之路得天獨厚的曆史文化遺産,絢麗多姿,流光溢彩佛教石窟造像惟妙惟肖地展現了內涵豐富的絲綢之路文化。

(四)民族文化

      甘肅特殊狹長的走廊式的地理位置分割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關內和關外。從古至今甘肅尤其是絲綢之路是民族交融的大走廊,不同的民族在這條美麗的走廊中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交流、交融的腳步從未停息。春秋戰國時期, 絲綢之路的核心段的河西地區生活著月氏、烏孫、羌戎、塞種、丁零等許多民族。秦漢之際, 興起于北方的強大遊牧民族--匈奴,進入甘肅, 控制了河西走廊。魏晉南北朝時期, 興起于北方的又一個遊牧民族--- 鮮卑族, 大批進入甘肅。唐代,兴起于西藏的吐蕃又大举进入今甘肃河西和中南部, 从8 世紀中葉到9 世紀中葉,統治這一帶近百年之久,也把藏傳佛教及其文化帶入了甘肅。隨著蒙古人的幾次西征,中亞地區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牧民、商人、手工業者被遷徙到今甘肅地區,還有許多蒙古族也在這裏定居。他們和當地原有的各族民衆相融合,在元、明兩朝,形成了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蘭教的新民族和信仰藏傳佛教的土族、裕固族。

 從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流來看,甘肅尤其是在絲綢之路上東方來的漢族、黨項族、滿族,北方蒙古高原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來的羌、吐谷渾、吐蕃等族,西方來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追溯到更遠從這裏西去的塞種、烏孫、月氏等族,千百年來都在絲綢之路上留下了足迹,各種民族用自己的曆史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劃出了自己興衰的軌迹,演繹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發展格局。古往今來的各個時期的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共同創造了輝煌華夏文明,這種相互交流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也是華夏文明淵源之一,也是華夏文明的獨特璀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漢簡文化

 在紙張普及以前,簡牍作爲文字傳播的一種特殊載體,在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從20世紀初迄今的百余年來,舉凡言及簡牍,甘肅都是世人的聚焦之地。其中,尤以漢簡爲最。截至目前,全國共出土漢簡73600多枚,而甘肅就有60000多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的8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漢簡大省”。

6萬余枚甘肅漢簡直接或間接的書寫著絲綢之路的曆史文化,真實反映了漢朝開拓河西的進取精神和溝通西域的時代壯舉,對如今我們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仍然具有借鑒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肅漢簡對西域各國的詳細記載,爲研究古代中國與中亞、印度、羅馬等地區的中外關系、商貿往來、友好交際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中,像在出土的懸泉漢簡中,不僅涉及有樓蘭、精絕、于阗、皮山、大宛、烏孫、龜茲、焉耆等西域24個國家,還有如康居(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遊)、罽賓(jì,今興都庫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內喀爾布河流域)、大月氏(阿姆河流域)、烏弋山離(今伊朗高原東部)、祭越、折垣(具體不詳)等中亞國家和漢朝的來往情況。

比如《康居王使者册》緢D锹剂撕撼肟稻拥囊辉蚪煌肥怠U夥莶崾楣灿293個字,記述了在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漢朝朝貢。按照慣例,他們的貢物要由地方官員進行價值評估。在酒泉時,酒泉太守與屬吏對康居貢獻的駱駝進行了評估,但在評估現場卻並沒有讓康居使者參加,酒泉太守把原本膘肥體壯的“肥”駱駝故意定爲“瘦”駱駝,把本來是上好的“白”駱駝評定爲“黃”駱駝。這種以肥爲瘦,以白爲黃的不友好舉動最終被康居使者告知漢廷,漢政府得到上訴後,便下達命令逐級追查此事。如此生動具體的事例,堪稱是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往史事中的珍寶。

(六)長城文化

  甘肃有长城3700多公裏,其中明長城1700多公裏,居全中國第一,戰國秦、漢長城2000多公裏,居全中國第二,這些長城蜿蜒分布在省內11個市州、34個縣市區,甘肅是名副其實的長城大省及“長城故鄉”。

甘肅有史可查的邊防設施建設始于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國在甘肅東部沿黃河河套修築長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開始大規模修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有漢一代,漢王朝在河西的疏勒河流域修築了包括烽燧、城鄣和長城在內的綿延千裏的邊防線,東接秦長城,西至鹽澤。

 目前甘肃丝绸之路上明長城不少遗迹保存尚好,最有名的是嘉峪关,它是明万里长城西起点,如今是中外游客观光的名胜之地。嘉峪关修建于明洪武5年,比山海關的修建時間還早了9年。由此可見,萬裏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

三、甘肃丝绸之路精神簣D壑

 习主席在系统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时候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历史上甘肃丝绸之路的文化及其交流体现的就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所以,甘肃丝绸之路沟通的是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却体现了以下的精神,丝绸之路体现的精神簣D壑挡宦墼诘厍凸曳⒄鼓酥凉医煌际欠胖暮6宰嫉摹

(一)開放性

開放性是絲綢之路精神最顯著的特征,唯有堅持開放,才能夠做到“放眼看世界”,才有足夠的自信“走出去”,也才會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招徕力。曆史上,縱貫三千裏的甘肅本身就是一條聯系中華文明與歐亞文明的文化大通道。在廣爲人知的張骞通使西域之前,就已有周穆王西遊拜見西王母的故事傳說;在新時期時代的中晚期,長江中下遊居民發明的絲綢傳到了西方,西亞地區的冶金術、小麥、綿羊和黃牛的某些種類則通過河西走廊傳入了中原地區;漢以前西域的玉石通過河西走廊源源不斷輸入中原,玉石的必經之地“玉門”也緣此得名並沿用至今。隨著絲綢之路的鑿空及其暢通,漢唐時期更是以其恢宏的氣度向世界展開胸懷,廣泛荟萃各種文明,促進了自身文化的繁盛。如絲綢路上的明珠—敦煌,就以其“廣開西域”而盛名天下,敦煌文化也成爲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化體系交流融彙的重地。因爲開放,中西交往加強,各國使節往返頻繁,胡商販客絡繹不絕,漢唐時期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也搖身變成了國際性的大都會,成了中西文化經濟交流的咽喉重鎮。因爲開放,“馬踏飛燕”的藝術珍寶與“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的經濟盛像才得以成爲曆史留給當世的財富。

(二)多元性

延續2000多年的絲路文化,綿延3000里的丝路里程,狭长的甘肃东向联结中原文化,西向沟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一边是草原文明,另一边是高原文明。自古以来,甘肃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始终在军事、商贸及文化三个大通道之间不停地切换转变,演绎出了丰富多彩的丝路文化,塑造出了多元的甘肃文化品质。比如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上看,则有先秦时期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西戎文化、先周文化、秦早期文化等,秦汉以来则有边塞文化、三国文化、五凉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红色文化、现代文化等。若从内容属性上划分,则有彩陶文化、青铜文化、黄河文化、石窟文化、敦煌文化、简牍文化、長城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古城文化、寺庙道观文化、钟鼓塔楼文化、摩崖石刻文化、民间文化、姓氏文化、航天科技文化等。多元性是不同背景文化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共同发展、和平相处形成的局面,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最佳诠释。

   (三)包容性

    甘肅文化開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態,注定了其必然有廣博的包容性。自古至今,甘肅都是多民族的雜居區,多種文化體系的交彙地,多種宗教的生長帶,多種風俗習慣的聚合點。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滅,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發展,並存創新。如印度的佛教及佛教藝術在兩漢之際傳入河西走廊地區,再漸次傳播到中原內地,走進尋常百姓生活。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南石窟、北石窟等宛若繁星的石窟點綴在絲綢之路的兩側,難以統計的民間畫師、建築工、雕塑師等心甘情願爲石窟藝術奉獻終身,這正是佛教文化與中原傳統儒家文化融合共生的結果。“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甘肅文化在極長的曆史演進中形成極強的包容性體現在各個方面。如甘肅省內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齊全,“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就是甘肅宗教文化包容性的一個縮影。又如飲食文化,自漢通西域後,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蘿蔔、胡椒、胡餅等中亞、西亞大量新奇的物品都已成爲今天習以爲常的飲食品種。時至今日,甘肅境內,川菜、魯菜、粵菜、湘菜、閩菜、蘇菜、浙菜、徽菜均可見到,蒸、煮、炸、燴、烤、煎、熏、炒、烙、煲樣樣俱全。完全可以說,甘肅已然成爲中原本土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彙示範區。

(四)共贏性

 開放的姿態,包容的氣度和多元的格局,確保了甘肅能夠開辟出一條互利共贏之路。甘肅東接陝西,南控巴蜀,西倚新疆,北扼甯、蒙,爲古絲綢之路的咽喉。如今,甘肅是連結歐亞大陸橋的戰略通道,蘭州是溝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樞紐,在我國與亞歐各國能源、通訊傳輸中,甘肅都具有明顯的交通區位優勢;礦産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文化資源非常豐富,這些都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今年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甘肅的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5處文化遺産成爲世界文化遺産大家庭的新成員;甘肅與中亞、西亞悠久而友好的交往友誼,爲新時期進一步向西開放,加強合作,實現共贏提供了良好基礎。目前,甘肅與中亞、西亞等國在交通建設、能源開發、中醫藥合作、農作物互通、人才培養、民族貿易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新階段,“反彈琵琶”的思路必須予以重視,甘肅仍需“快馬加鞭”,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積極主動與周邊省份和鄰近國家實現聯動。目前,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東亞峰會等各種合作機制正在不斷壯大,各國在共同保障經濟安全、應對突發自然災害、打擊“三股勢力”等方面卓有成效,這爲甘肅在承接産業轉移,爲歐洲大陸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提供新選擇無疑提供了保障。同時,甘肅作爲西氣東輸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在中亞、西亞的能源輸出中扮演更爲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實現“共享共贏”的新機遇下,甘肅將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絲綢之路“黃金段”的複現令人期待。


[①]馬東平,女,回族,甘肃省社会科學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邮箱:mdplx829@163.com.

[②]金蓉,女,甘肃省社会科學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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